许寿裳这个名字，凡了解鲁迅生平者，不会陌生。他是鲁迅终生的挚友，他所作的《我所认识的鲁迅》、《亡友鲁迅印象记》等回忆文字，已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考验，被公认为极具史料价值，真实可信，为研究鲁迅，也为中国近现代的革命史、教育史乃至留学日本史，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感性材料。
但许寿裳先生的人生意义，何止于此？他本人就是中国近代的先觉者、先行者，为中国的教育事业作出了荜路蓝缕的贡献。他是蔡元培先生推行新教育的得力助手和真诚的实践者。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部初创时，他即受教育总长蔡元培委托草拟《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和《新教育意见》，以部令颁行全国。后又参与“读音统一会”的工作，与马幼渔、朱希祖、鲁迅等联名提议并通过了以章太炎先生所制定的元、辅音字体为蓝本，创制国语注音字母，为推广国语，发展白话文，普及文化教育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在他出任江西省教育厅长和江苏义务教育委员会委员期间，大力开发社会教育，设立地方的博物馆、图书馆，培养义务教育的师资，为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殚精竭虑。1927—34年间，他作为国民政府大学院的秘书长，及后来的中央研究院干事兼文书处主任，长驻南京，为住在上海的蔡元培院长和杨诠总干事处理日常院务，主要是支持我国学术文化的开发工作，如蔡先生倡议大学院设特约著作员，“聘国内在学术上有贡献而不兼有给职者充之，听其自由著作，每月酌送补助费”。
许寿裳与鲁迅的友谊，乃建立在他们对民族振兴问题的共同认识上。许寿裳曾回忆说，1902年在日本弘文学院他和鲁迅结识后，见面时每谈中国民族性的缺点，以为“我们民族最缺乏的东西是诚和爱———换句话说，便是深中了诈伪无耻和猜疑相贼的毛病。”后来许寿裳和鲁迅兄弟俩在河南留学生办的《河南》月刊上联手发表以“立人”为主题的文章。他们放眼世界，看到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的“物质文明”和“立宪国会”派生的偏颇，吸取欧美之强，根柢在人的经验，分别从各个角度阐明这一兴国的战略方针。鲁迅在该刊第七期署名迅行的论文《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事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人而张精神。”许寿裳则在第四、七期发表的未完文章《兴国精神之史曜》中，开宗明义：“兴国不在政府而在国民，不在法令而在自觉，非然者虽有政府，而民与国未尝有毫发系焉。”该文署名旒其，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八一）》中说，这是因了鲁迅的提议而取的笔名，是俄文的音译，也即“人”的意思。他们心目中的“人”，乃富有自觉精神的国民。而诚和爱，恰是人的自觉精神的根柢，所以他们后来在文化教育和为人处世上力求唤醒人们的诚和爱。
要启发人的自觉精神，即在教育。许寿裳在他的文章中着意介绍革新近代国民教育的宗师———瑞士教育家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裴氏反对贵族社会的唯智教育，立志通过教育改善人民的生活，教学方法重在直观原则，简化书本教学，增加宗教的陶冶，艺术的练修，及手工业和农业劳动，旨在促进人的天赋力量的和谐发展。1910年11月20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谈到自己治理绍兴府中学堂所面临的外界诸多恶口时，也坦然地说，即使不成功，“而心不愧怍，亦可告无罪于ペロスタチツチ先生矣。”信中日文书写的先生，即他们共同推重的裴斯泰洛齐。
但是在清王朝和民国后的北洋政府乃至国民党统治下，他们都难以实现自己的追求。1909年，他们在杭州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执教时，因大刀阔斧地进行教育改革，遭到尊王尊经的新任监督夏震武的训斥，便团结一致掀起驱逐“夏木瓜”的斗争，最后胜利了，但清廷又委派了另一个思想顽固的监督，作为教务长的许寿裳及鲁迅等有新思想的教师只得相继辞职。在教育部，许寿裳曾以自己的工作能力很快被提拔为参事，但四年后被外放江西，也是出于守旧派的排斥。鲁迅和许寿裳对教育部内的腐败现象多有不满，但在当时情况下，他们无力改变全局，只得在自身的权力范围内，开拓社会教育，提倡美育，同时在学校兼课，以新的思想传授学术。
教育者本人首先应有诚和爱，才能培养出富有诚爱之心的国民。许寿裳曾在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中山大学、台湾大学等十余所高等院校任教，以深博的学术根柢讲授佛学、教育学、心理学、文字学、西洋史、中国史学名著、传记研究、中国小说史等多种课程。当他有机会执掌学校时，便力求革新。如1922—24年担任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校长时，他不仅在生活中关怀学生，借债为学生宿舍安装热水汀，置办图书仪器，而且多方延聘学者专家来校讲课，云集了众多的北大教授，包括鲁迅讲授的中国小说史，由此大大提高了女高师的教育质量，使之不久后升格为女师大，成为我国最早的女子最高学府，培养了一大批高素质的妇女人才。而许寿裳本人却因支持北大校长蔡元培发表《不合作宣言》，抵制复古的教育总长彭允彝，便有人鼓动某些职员和学生散布谣言，守真抱朴的许寿裳即告辞职，洁身引退。
在许寿裳的执教生涯中，常面临着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与执掌教育权的守旧派的较量，一是面对各式学生风潮。前者只需把握自己的立场和斗志，后者则存在不尽相同的复杂情况，需慎重行事。如1937年许寿裳出任北平大学女子文理学院校长时，也曾遇到学生罢考的风潮，当他在会上提议开除一个学习成绩甚好的学生时，眼泪直流下来，口中连说：“我实在不愿意开除她，可是不能不开除她。”学生们知道后大受感动，情愿考试，而那个学生也竟未开除。对学生中的不良现象，诚需严格管理，包括必要的处分，但不能阴使手段，因为根本的目的是在教育人。1925年他之所以最终不避嫌疑，挺身支持女师大学生驱逐倒行逆施的校长杨荫榆，也在于杨荫榆竟联络教育部官员、正人君子乃至各式打手对学生大施压迫之故，不由愤起发表宣言，反对以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章士钊解散女师大，非法罢免鲁迅在教育部的职位，指摘章士钊“秘密行事，如纵横家”。他虽因此也被免职，却更加义无返顾地支持学生组织临时学校，义务身兼校长、教务长、教员数职，直至胜利复校。由于许寿裳坚决站在反对北洋政府的立场上，在“三·一八”惨案发生后，又不顾个人安危，亲自为死难学生料理丧事，成为被通缉的五十名“暴徒首领”，不得不离开北京南下。
许寿裳的诚和爱，已化为对教育事业终身不移的信念。”七·七事变”发生后，许寿裳离别家人，与学生一起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他赴西安，入汉中，后又奔波于川滇之间，对教学工作，始终孜孜不倦。正如他的学生所说，在那外侮与内争并烈的年代，“许师是一座进步自由的灯塔，使在暗夜海上的船舶有所归往，不致汩没于风涛。”
鲁迅常担忧老友“老实有余，机变不足”，为人所欺。许寿裳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党员，他为人温和，与世无争，但善恶分明，不愿与弄权者同流合污，又坚持宣传鲁迅的思想，积极参加救亡座谈会，因此深受排挤。抗战时，西北联合大学已任命他兼任法商学院院长，教育部长陈立夫却密令“主法商院长须超然而接近中央者”，指定亲信担任，后来甚至煎迫到不准聘请许寿裳在公立乃至私立大学任教。抗战胜利后，鉴于内地政治环境极端险恶，已是64高龄的许寿裳，决意接受老友台湾省行政长官陈仪的邀请，独身飞赴刚回到祖国怀抱的宝岛，协同宣扬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新文化，肃清日本殖民文化的遗毒。
他被任命为台湾编译馆馆长后，即广招台湾本省和内地的人才，在馆内设置台湾研究组、学校教本组、社会读物组、名著翻译组等。鉴于台湾在长达半个世纪中，被强迫使用日语，许寿裳亲自编著了《怎样学习国语和国文》一书，努力推广国语，如今人们惊叹台湾人国语的普及率比内地各省都高，即有许寿裳和他同事们的功绩在。然而未及半年，新任的台湾省主席一上台就撤办编译馆，许寿裳无奈地“坐看前功付陆沉”。当他被聘为台湾大学教授兼中国文学系主任后，一如既往，经常在比较开明的《台湾文化》上发表宣传“五·四”历史和论述新文化及鲁迅的文章，于是遭到反动报刊《正气》、《中华日报》和《平言》的大肆攻击，并连及诬蔑他的子女。
1948年2月18日夜，一生仁厚慈祥的许寿裳竟在睡梦中被刀斧砍杀。一个毕生致力于开发民智的教育家竟为愚民所杀，令人疾痛，至有无言的悲哀；人们恨其不争时，当三思许寿裳先生早年的警言：“有国家而无国民，有法令而无自觉，人道无光，性灵悉死，兽界耶？枯骨耶？”当今科教兴国之际，培养富有诚爱之心，有自觉精神的国民，实为兴国之首义。
然而，当代的教育界人士，又有几个了解这位先躯者的思想和实践呢？我国长期以来不重视教育，不深入、客观地总结近现代的种种教育思想，人们自不能认识千姿百态的教育家。但教育家们的功绩永存不朽。
今年，是许先生在台湾遇害五十周年，台海出版社刊印了由陈漱渝主编的《现代贤儒———鲁迅的挚友许寿裳》，较完备地收录了许寿裳的生平行状和有关的回忆文章。同时在3月26日—27日，由台湾同胞联谊会和鲁迅博物馆在京联合举行了怀念许寿裳先生的纪念会和学术讨论会。亲朋、学生、研究者的回忆、感念和评论，再现一个栩栩如生的许寿裳。人们在喟叹出版和纪念都来得太迟时，也深切地感受到一个不计名利的教育家永泽后世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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